中國古典文化與西方基督教文化的一個基本區別，就是中國人沒有宗教傳統，而西方人卻無法想象如何在沒有神的條件下設計自己的生活意義。中國人將自己的意義不是歸結于上帝，而是歸結于自己的家庭和種族，用近乎無限的血緣和民族的延續，以及與之相應的文明傳承來彰顯自己有限生命的價值所在。但家庭和種族又來自于哪里呢？來自于自然和天道。于是，忠實于天地，順應于自然，便成了中國人安身立命的價值支撐之一。而正是這種價值支撐，將“誠”的品性植入了中國人的生命意義?！抖Y記》講“誠者，天之道也”，以及朱熹注解的“誠者，真實無妄之謂，天理之本然也”，都是沿著這個邏輯來解釋誠對于人的價值。因此，“誠”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基點，不是由于類似契約之信那樣的外在原因進入了倫理系統，而是由于人的價值需要而內化于人性本原。在古代中國人看來，天地萬物皆有其道，不為人力所變，而人作為自然的產物，也應該保存天道自然的這一特征，從而將外在的自然特征轉化為了內在的德性品質。如果說在西方文化中，人無誠信還只是沒有道德的話，那么在中國文化中，喪失誠信就在理論上被剝奪了做人的資格。這是相信上帝造人的基督教文明邏輯所難以企及的。既然誠是人的基本特征和內化了的德性，誠就必然要通過人的言行表現出來，并成為一個動態的過程，這就是信；反過來，一個人是否可信，也就成了他是否誠的判斷依據與標準。如果一個人是誠的，那么他必然也是信的；反過來，一個人是信的，他必然也是誠的?？鬃友刂@個思路，就得到了“今吾于人也，聽其言而觀其行”的結論。這種內誠外信并達到誠信統一的傳統，向我們提示了誠信對于一個人的內在價值。只有誠信，一個人才獲得了順應自然的真誠無妄的德性，才獲得了與天地一致的安寧，才獲得了身心內外契合的統一。這便是中國公民誠信品德的第一個傳統，即內誠外信的傳統。

近代成為經濟生活普遍組織方式的市場本質上基于契約，這又形成了中國公民誠信品德的第二個傳統，即契約之信的傳統。契約基于合同，它的前提有二：一是人與人之間的互相獨立，二是人與人之間的互相依賴。就人與人之間互相獨立而言，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利益，并將與他人的交往視為自己收益最大化的手段，他沒有義務、也沒有必要將其它人的福利考慮進自己的選擇之內。就人與人之間的互相依賴而言，這些將自己與其它人區別開來的人之所以能夠這樣做，恰恰是因為他們不是通過血緣宗法關系，而是通過商品交換關系來滿足自己的一切物質需求。這個認為自己獨立于社會的人，實際上比歷史上任何時候的個人都更加依賴社會，從而依賴其它人。一方面，公民把自己的利益看作與其它人對立的，排斥其它人來保護自己；另一方面，公民在現實中是相互依賴的，他們只有在交換合作中才能真正實現自己的利益。調節這種既互相對立、又互相依賴的辦法，就只能是預先規定各自的權利與義務，通過彼此約束的方式來限制各自利益最大化的沖動，簽訂契約。但簽訂契約并不能夠保證雙方都履行契約，因為既然假設雙方都是自私的人，就必須考慮他們機會主義地逃避契約義務的可能性。只要契約一方發現逃避契約的履行能夠帶來比信守承諾更大的利益，他就總面臨誘惑。這個時候，人們發現僅僅契約本身并無法解決自利人的相互依賴的問題，而必須引入誠信的道德維度，市場經濟的運轉才真正可能是平滑的。換而言之，如果沒有誠信，公民生活于其中的市場經濟就會陷入不可克服的混亂。正是這種必不可少的契約之信，與傳統文化中的內誠外信一起，構成了今天中國公民誠信品德的兩種原因。